统筹攻补，补而勿滞，泻而勿损 经云：“阳道实，阴道虚。”脾为至阴之脏，其病多虚；胃为阳热之腑，其病多实。脾虚证治以健脾补气、温中散寒之法，常用四君、理中之辈。胃实证治以泻热、通下、降气、消导之法，常用白虎、承气之类。连老强调，脾胃病往往虚实夹杂较多，临证不可一概而论。脾虚或兼有湿浊、湿热之实，胃实或亦有气阴之虚。因此，久病或老年体虚病者，每见寒热虚实夹杂，治当寒温并调，虚实同顾，攻补兼施。 脾胃虚证，常以甘药补之，然须把握气机之升降，分清气虚气滞之不同。甘味之品易滞气生满、助湿生痰，常配伍陈皮、佛手、木香、苏梗等导滞又甘能生湿，妨碍运化，凡因湿浊、饮邪阻滞中焦引起的呕吐痞满证，当忌用甘药。胃阴虚正忌滋腻壅塞之剂，宜清补、平补，以达胃健纳旺之目的，常用沙参、麦冬、石斛、玉竹、扁豆之类，补而不腻。如用熟地等滋腻补药时，常酌加陈皮、砂仁、木香等健脾之品，以防粘膩呆滞脾胃。 若胃火蕴结、阳明腑实、脾蕴湿热等实热证候，运用黄连、大黄、龙胆草之类苦寒之药，须详加辨证，否则偾事。若为胃气虚弱，寒凝中焦，误投苦寒方药，则伤阳败胃，或化燥竭阴。此外，胃喜润恶燥，对于木香、砂仁、苍术、厚朴、陈皮等辛香温散之辈，虽有散结消痞之功，用于脾胃气滞、湿阻、食积等证，但若久用重用，也必耗伤胃气。干姜、附子、肉桂等辛热温燥之品，虽有温中散寒之力，然亦不可用之太过，谨防胃之阴津受耗。攻伐之剂，多为峻烈之品，祛邪之力猛，然伤胃之虑亦深，故常佐以草、枣和缓之药，顾护胃气，中病即止，使病退而胃不伤。
祛湿为要，调气温运，分消走泄 《素问·异法方宜论》记载了“一病而治各不同”，乃“地势使然也”。连老十分重视自然环境对疾病的发生以及转化的影响，认为江浙为水乡之地，湿盛之地，人在其间，无以避之，脾极易为湿邪所伤。《临证指南医案·湿》云：“湿为重浊之邪，若邪从外而受者，皆由地中之气升腾，从内而生者，皆由脾阳之不运。虽云雾露雨湿，上先受之，地中潮湿，下先受之。”脾之健运升清，依赖脾阳的温煦。若脾阳不足，则寒湿内生，壅滞中焦，使气血化生无源。须湿邪得化，脾方能健运。 连老认为，脾喜燥恶湿，易为湿困，故脾病须细察有无兼湿，然后权衡虚实，孰为主次而兼治之。如湿邪重浊困脾者，首要调畅气机，正如《温病条辨》所云：“气化则湿亦化。”如三仁汤、平胃散、胃苓汤、藿香正气散等随证加减，意在通过芳化、苦燥、淡渗等法祛湿醒脾，复其灵动之性。至于脾气虚弱而生湿者，老师善用温阳法。脾气虚者，临床用四君子汤加减；兼气滞，则加陈皮补气行滞化湿；若兼痰浊，则加制半夏以燥湿化痰。脾气湿者，选用参苓白术散、资生丸健脾、渗湿止泻。如脾阳不足，寒湿内生，症见脘腹冷痛、下利清谷、肢体肿胀等，则善用理中丸或附子理中汤以治之。 临证常有湿蕴化热，湿与热胶结为患，郁闭气枧。如见口干咽苦，便结溲黄，苔黄厚燥，此为热重于湿，连老常于化湿之方中佐以黄连、黄芩、蒲公英、白花蛇舌草等清热之品，尤须注意苦寒清热量不宜大以防损伤脾阳，败坏胃气，贻误病机。
后世医学对温胆汤的命名有多种不同的理解。如《医方集解》云：“温胆汤治不眠，用二陈加枳实、竹茹二味，皆凉药，乃以凉胃经之热，非以温胆经之寒也。其以温胆名汤者，以胆欲不寒、不燥常温耳。”南宋陈无择在其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第十卷“惊悸证治”条下亦载有温胆汤，此方主治由“大病后，虚烦，不得眠”扩展到“心胆虚怯，触事易惊，梦寐不祥，或异象惑，遂致心惊胆慑，气郁生涎，涎与气搏，变生诸证，或短气悸乏，或复自汗，四肢浮肿，饮食无味，心虚烦闷，坐卧不安”等症。观其主治，已从“胆寒”变为“心虚胆怯”，并明确提出其病变机制为“气郁生涎，涎与气搏”，“涎”即后世所谓“痰”。这一改变与当今温胆汤的临床应用较一致，其组成与《备急千金要方》载的温胆汤已有所变化，即在原方基础上，加茯苓、大枣，将生姜的用量由原来的四两减为五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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